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也带来挑战。
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率只有0.9%，但贸易顺差有1.6万亿人民币，其中当然有正常贸易顺差，但也很可能有假出口所引来的巨额境外资金。假出口就是根本没有商品出境，而用假出口合同让境外资金从贸易项下流入中国。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了7%的增长率，投资在经历前4月连续下滑后，从5月起稳定在11.4%，出口从5月的-2.8%回升到2.1%，消费也从4月10%的增长率底部回升到6月份的10.6%，所以有许多分析认为二季度是经济下行的触底期，下半年经济增长率会快于上半年。我们现在想把过剩产能引向海外，钢铁出口已经近亿吨，却没有看到这恰恰是牺牲了中国下一轮高增长的前景，是极大的认识误区。今年5月出口增速为-2.8%，与工业出口交货值的-3%也相匹配，但6月工业出口交货值是-2.8%，海关统计的出口却跳升到正的2.1%，这两个数据的突然背离就凸显出不正常，结合公安部是从假贸易中查出境外资金的入境线索，更可印证6月的出口回升有很大虚假因素所以，正视下行风险，才有正确的宏观对策。出口从5月份的-2.8%反弹到6月份的2.1%，反弹幅度近5%，应该说是强劲反弹了，但我看这个数字有虚假，有两方面理由： 第一，6月股市剧烈波动，公安部正在查恶意做空，并且已经获得线索，其中的入手点就是假出口。
首先，投资虽然回稳，但未来的投资增长趋势不能看投资完成额，完成额这个数据更多的是反映产能释放情况，因为一般一个生产性项目投资完成后，都会成为新产能而加入市场运营。这样看来，投资增长率的下滑不仅没有触底，而是会有更大幅度的下滑。公共卫生服务的效用在于，保证常住和流动人口的健康，以便其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使得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劳动参与率是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
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必须相应加快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打破垄断的各种举措。启动这一稳增长发动机的根本，就在于融资机制。综上所述，中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可观，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合理应对经济下行的挑战，加快改革，尽快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的应对策略应该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通过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等开放战略提升企业竞争力。
首先，着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中国不大可能出现泰国和菲律宾式的街头政治动荡，更重要的是，总体上讲，中国的体制和政策的基本点是推动经济发展。
要满足这一条件，首先要保证基本的公共卫生，其次要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5个欧洲国家，即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希腊、马尔他。来源:新财富 进入 李稻葵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也是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的、最大的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国家
具体说来，要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一个国家必须与经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的交往，该国的技术水平、商业理念、社会意识由此会不自觉地向发达国家靠拢，其收入水平和生产效率也会不断提高。对此，我的建议是，由各级政府提供种子基金，由中央或省政府提供担保，面向社会发行基础设施债，其利率低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同时，我们发现，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是解释一个正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最基本因素。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欧盟，因此，中国始终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中国仍然在不断地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知识和理念上不断地接近发达国家。
虽然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国家，政治也基本稳定，但长期以来，印度政府的政策是反市场经济的。时至今日，印度仍然有1/3的人口享受粮食补贴，政府也长期对能源价格进行补贴，因此，当下全球原油价格低迷，印度就处于好光景，而这一趋势一旦逆转，印度公共财政乃至宏观经济又将陷入艰难的境地。
第三，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也是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的、最大的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国家。第一，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必须促进结构调整，稳定经济。
那么，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其一是稳定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公共卫生服务的效用在于，保证常住和流动人口的健康，以便其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使得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劳动参与率是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在欧洲，爱尔兰和西班牙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其他发达的西欧国家，这自然而然就使得这些经济体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理念。固然，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但老龄化当前是否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还必须要和人口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挂钩。这些改革如果到位，将极大地激发相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经济的活力。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了这一现象，发现这并不完全成立，因为也有例外，比如以色列，其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但邻国中并没有发达国家。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类似于1997-2001年，即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大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表示了各种各样的担忧。
以色列的主要贸易投资伙伴是欧洲和美国，日本曾经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印度就是反例。
目前，中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仍仅为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20%左右，而且，中国并不缺储蓄，如果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能够打开，就可以营造出一个既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又能稳定经济的新增长点。对照来看，中国完全具备跨越陷阱的可能，但必须在三个方面继续努力：调整结构稳定增速，加快改革，开放升级。
我们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一个国家才可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中国又必须让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来实现现代社会的治理，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突破陷阱的三个充分必要条件 到底哪些因素导致这12个国家和地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剩下来的国家却没有实现跨越？最近，我和以前指导的清华大学博士生、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的伏霖进行了合作研究，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其经验证明，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突破陷阱：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通俗化的解释就是让市场干市场的事儿，让政府干政府的活儿。可以用这些资金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直接管理和持有基础设施。
当然，在若干方面中国还必须继续努力，才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中国具备跨越陷阱的条件 对照以上三个充分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中国完全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从这一角度看，在包括劳动工资、资本价格、土地价格等绝大部分资源分配领域，市场应当发挥绝对性的领导作用。第二，必须坚持改革方向。
其他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各国，或者是始终处在贫困国家水平线之下，或者是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如人均GDP达到8000-11000美元之后，始终徘徊，没有突破。中国不大可能出现泰国和菲律宾式的街头政治动荡，更重要的是，总体上讲，中国的体制和政策的基本点是推动经济发展。日本的经济学家曾经发现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那就是，一群国家中首先有个别国家起飞，然后再带动邻国。显而易见，这样的政府连基本的经济生活都无法维系，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更是无从谈起。
这首先指的是政府必须要稳定，政府可以换届，如从保守党转变为工党，但是换届不应该带来社会的动荡，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是泰国。当前，中国人均GDP仅达到美国20%的水平，而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历史经验看，中国现阶段至少具备GDP实现7%以上增长的潜力(附表). 我们预计，如果中国经济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到2021年，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应该有潜力达到美国的26%，经济总量超过美国。
我曾经去印度调研，发现中国的建筑公司不愿意雇佣当地劳工，主要原因是其体力明显比不上中国劳工。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大幅度提高了基本健康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不到40岁上升到了1979年的57岁，这也为此后30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
当中国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提高之后，国际上一些歧视性的保护主义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大大降低，中国企业也才能在国际谈判中轻松应对各种挑战，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三是对发达经济体开放。
